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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专访:蒋庆是当代中国唯一思想家
发布日期:2017-01-05  点击数:516

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山长。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海南出版社2012年),《重新发现儒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国史纲目》(海南出版社2013年),《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儒生文丛”第二辑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为儒家鼓与呼》(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三纲”不是你想的那样;礼教并不吃人,名教很有必要;德治是优良治理的基础;宗族是公民社会组织;儒家主张人治没有错;儒家没有维护等级制;儒家不是专制制度的帮凶;儒家并不反对变革;儒家主张市场经济;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的基本上是儒家式宪政……

 

几年以来,秋风把自己定位成了儒家的辩诬者,他抛出的论点新颖,甚至刺激,上述观点不过是举其大端。这使他招致了学界大量的质疑。一些人认为,秋风讲的儒家完全是野狐禅,因为他采取的是“六经注我”的言说方式。

 

质疑者中有像袁伟时、易中天、张耀杰这样的著名学者,他们公开发文批判这个前哈耶克主义者。秋风也曾撰文反批评。在他看来,他的批评者对待传统的态度过于简单化了,中国将来的新政治要稳立,必须扎根于儒家传统。对中国人而言,儒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一个客观存在,它甚至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更何况,儒家是一个发展中的传统,儒家本身并不抗拒现代性。他不承认自己的思想发生了某种基于现实利益的“向后转”,温情地对待传统恰好是哈耶克主义的内核。

 

秋风不怕批评,他把那些自称自由主义的人斥为教条主义者,二十多年来,他们毫无进步,不过是洋教条的宣传员而已。

 

应该看到,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思想者对儒家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左右两派皆然。当然,新儒家是一个思想成分驳杂的群体,这个群体内的分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大于这个群体与其他思想流派的分歧。

 

秋风说,他很高兴地看到,在正在发生的反宪政思潮中,反对派把宪政思潮分疏为三派:自由主义宪政派,社会主义宪政派,儒家宪政派。而正是他,是儒家宪政思想的发现者、揭橥者。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重新发现儒家”?或许,儒家的中庸思想是一个可以参考的维度。

 

哈耶克的理论为我提供了强有力地论证

 

萧三匝:在我印象里,咱俩好像曾是同行,是吗?

 

秋风:我在媒体做了大概十年时间,从90年代起,一直到0506年。我是在北京一家报纸做夜班编辑,一边做编辑一边写作。当时主要在《南方周末》等很多报刊发表大量的经济评论,我最初被大家了解也是作为经济时评的作者。接触经济时评与研究奥地利学派有关。因为做夜班编辑,白天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有大量时间读书,那时读的书围绕哈耶克。因为哈耶克,我开始对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感兴趣,并自此做了四、五年研究,结合这个研究来写经济评论。国内一般谈论哈耶克的人是把他当作自由主义旗手来谈的,他反对计划经济,支持市场经济,但迄今为止对哈耶克经济思想和经济学理论做过深入研究的人太少,大家只是宣传他最简明的理念。据我所知,此前做过这方面研究的是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第二个就是我。但我不是职业的经济学家,没有在经济学方面发表专业文章。在我的知识结构里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基础,所以我和其他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知识结构有比较大的不同,他们的知识以哲学为中心,而我以社会科学为基础。

 

萧三匝:怎么后来去了北航呢?

 

秋风:北航的高全喜教授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在北航开展通识教育,这个通识教育课程涵盖中西方经典研读。高教授自己对西方思想有深入研究,但北航缺乏对本国思想研究的人力,我就去了。我去北航是为了中国之学的研究工作。我很感谢北航,我没有博士学位,也从未在大学教过书,我在北航当教授属于破格聘任。

 

萧三匝:你从哪一年开始专注于研究儒家?

 

秋风:0203年吧。

 

萧三匝:当时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研究儒家?哈耶克是非常注重传统的,你研究儒家是不是受他对传统的看法的启发?

 

秋风:你说得很对,确实如此。我沿着哈耶克的思想轨迹,从对现代问题的思考逐渐向上延伸来讨论现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当然在哈耶克的语境里,他主要研究的是西方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他也研究了现代世界有什么问题,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回到了前现代。他说现代的民主制度存在很大缺陷,需要回到十七、十八世纪的英格兰思想,用那个时代的普通法的宪政思想来解决当代民主制度存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哈耶克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受这个思考方式影响很大,但我也清楚地知道在中国要讨论这个问题要沿着中国的脉络,所以我将目光投向中国的古典。

 

但这不是最直接的推动力量,其实我自己一直对传统的态度都比较亲和,我自己也研究历史,只不过哈耶克的理论为我的思路提供了强有力地论证。

 

萧三匝:你研究儒家和近些年国内的儒学热有关吗?

 

秋风: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要感谢陈明。在我研究哈耶克时,试图用西方保守主义的思考方式来处理中国古今之变的问题,正好那时陈明编辑《原道》(辑刊),组织《原道》十周年纪念会,邀请我参加,从此我参加了一些大陆新儒家圈子里的活动,由此正式成为新儒家之一。

 

蒋庆决绝的姿态,我十分尊敬

 

萧三匝:既然谈到大陆新儒家,你认为大陆新儒家有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你对他们的思想如何评价?据我所知,你对蒋庆评价很高,但他明确反对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现代价值,他认为人生来不平等,圣人有权强人行善,强人做圣贤,我想这些你未必认可吧?包括他提出的具体操作方案,如通儒院、国体院、庶人院,这一套方案也很难有现实可操作性。我很感兴趣的是,你对他这些说法如何看?

 

秋风:我对蒋庆先生的评价非常高。我也曾说过,过去六十年,中国如果有思想家的话,唯一的思想家就是蒋庆先生,因为其他人没有原创性的思想。中国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都是做西方思想的宣传家,从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到自由主义宣传家,到新左派宣传家,大家都是照抄西方理论,不加反思的试图解决中国问题。

 

萧三匝:李泽厚也不算思想家吗?

 

秋风:我认为他也完全没有切入到中国问题中去,没有用中国的语言思考中国的问题。蒋庆先生从九十年代开始真正回到了中国思想的传统中去,用中国自身的价值来思考中国自身的问题。六十年以来,中国人由此才真正开始自己独立的思想。当然,蒋先生很多具体主张我都不赞成,包括蒋先生为复兴儒家倡导儒教的思路,我也是明确反对的。但我对他在这方面的保留并不能否定他在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

 

萧三匝:既然你都不赞成蒋庆的具体主张,那他在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具体表现在哪里?

 

秋风:我之所以不赞成他并不因为它不好,而是认为它完全做不到,但我完全理解蒋庆先生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思想。他就是要在完全失去思想主体性的中国,用一种异样的姿态,宣告这种主体性,宣告与这个时代彻底地决裂。这样一个决绝的姿态,我十分尊敬。他可以让旁观者思考,从而做出选择。他打开了一个个中国思想的空间。所以我想在蒋先生后来的一两代人身上,中国自身的思想生产机制会慢慢生长起来,而不是仅作西方思想的应声虫。

 

我们应该回头看一下,各个流派的活跃人物究竟给中国人留下了什么。比如大家都十分尊敬的胡适先生。他从27岁开始活跃在文化舞台的中央,他几十年为中国留下了什么?当然他在观念的领域的确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他有任何一本值得现代人反复阅读的思想著作么?没有,甚至一篇都没有。其实自由主义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悲惨。马克思主义都说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做出了很多知识上的努力,但自由主义向来没有做这个。

 

萧三匝:现在的自由主义者认识到结合中国实际这一点了么?

 

秋风:我想现在情况好很多了,也许是因为受了蒋庆先生的影响或儒家兴起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国运的变化导致这样一个思想倾向的变化:大量自由主义学者,尤其是好学深思的人,已经意识到了全盘的照抄西方理论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但总体上看,自由主义这批人思想上还是比较贫乏的。启蒙派背后有很大的危险性,他们的意思是,你们虽然是多数,但你们的想法不正确,不合乎理性。有人说中国近一百年来连宪政的门都没有摸到,这种说法太自负了,那台湾的宪法是什么?中国的民主制度从何而来?民国制定宪法时,让研究宪法三十多年的张君劢操刀,他对议会制、联邦制做了深入研究,他是第一个翻译苏维埃宪法的人,也是第一个对德国的魏玛宪法进行研究的人。他对魏玛宪法中的危险性做了预告,后来的历史发展确实像他预料的一样。若现在要写一部宪法,题名联邦制,那新疆西藏就独立了,所以要基于现实。我觉得自由主义学派很可惜,他们在二十多年时间里没有任何知识的积累,现在还只能在报纸上写一千多字的宣传性文章。在这点上我佩服高全喜,他勤奋、愿意思考,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自由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包括他现在搞政治宪法学,也开拓出了一个学术领域。我对启蒙派持嘲笑态度,你老说老百姓愚昧,那他现在就这样,民主之后就依靠投票,那怎么办呢?

 

萧三匝:其他新儒家代表人物,比如陈明、康晓光呢?

 

秋风:陈明有湖南人刚烈的气质,他一直对儒家信念比较坚定,但由于他比较懒散,著述比较少。康晓光也被认为是代表人物,还有盛洪先生等人。儒学者(新儒家)和学院中的儒学研究者有比较大的差异,两者的区别是:儒学研究者只把儒学作为一门学问,他不一定将儒家价值作为自己的信念,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而儒学者不仅研究它而且践行它。在过去的几年间,出现了一批儒学者,这是和九十年代不同的地方。九十年代新儒学刚引入大陆时,大部分学者只把它当一门学问来研究,比如郑家栋,儒家的价值理念对他没有影响,所以他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遇到挫折后他立马变成一个基督徒。但是现在我有不少朋友都在践行儒家的价值,所以我们说当下的中国在学院内外都有大量的儒者。

 

萧三匝:仅仅从学术发展来看,学院派有没有比较重要的人物?听说陈来对儒家的宗教性的研究好像比较有创见。

 

秋风:陈来先生是儒家研究者中比较权威的人物,我相信他现在还是儒家研究者。他的学术做得非常好,但他的生命形态和我刚才列举的那些人还是有区别的。

 

儒家思想和中国现实政治是两个东西

 

萧三匝:新儒家信仰儒家的基本价值,但往往遇到人们的质疑。一个典型的问题是:儒家思想是汉武帝之后国家的意识形态,那么它是否应该为中国在近现代与西方冲突中遭遇惨败承担一定责任?

 

秋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百多年前,很多人反传统的人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儒家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儒家思想和中国现实存在的政治是两个东西。现代化启动的那一刻,中国受满清统治,而他们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儒家的基本理念。关于这方面,争议很大,我比较相信钱穆所讲的,满清统治是部族政权,他们排斥汉人,排斥汉人意味着排斥儒家士大夫。汉武帝至宋这段期间,儒家士大夫在政治和社会中担负着主导作用,此时的社会治理还是比较好的。而满清政府在曾文正崛起之前是部族政权,儒家士大夫被排斥,所以社会极度腐败。我们现在对中国古代极度的腐败印象,大部分由晚清而来。此时儒家的价值并没有在社会中发挥汉、宋的作用。一方是腐败的中国,另一方是一个崛起的西方,中国由此遭遇了挫折。

 

但我不认为中国面对西方的处境可以用“失败”来概括。很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到1947年,通过抗战完全结束了列强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中国又完成了宪政体制的建设。也就是说,中国用一百多年时间,已初步完成现代化转型。我觉得叫“挫折”优于“失败”,因为经过这次挫折后,中国对西方有了积极地回应,做这个回应的恰恰是儒家士大夫。

 

曾文正为什么会成功?靠的是儒家价值。到清朝道咸年间,有一群儒家士大夫开始了道德的觉醒,他们读书并相互砥砺。洪杨之乱后,满清政府完全无法应对,儒家士大夫才有了崛起的机会,他们靠自己的道德信念动员最淳朴的农民,用钱穆先生的话讲,平定太平军的是秀才加农民的部队。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满清政权的结构,军人都是汉人,各省督抚都是儒家士大夫,以至于满清贵族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地位。曾文正以后满清的政治结构逐渐接近儒家理想,此后逐渐有了自强运动、清末立宪等一系列建筑现代国家的努力。

 

萧三匝:但中国被打得稀里哗啦恰好在曾文正和李鸿章领导的自强运动以后,这怎么解释?

 

秋风:西方发展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技术,包括社会组织和军队建设技术,这些技术中国人需要学习,但学习需要时间。我们将中国放置在世界中看,晚清士大夫学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要知道大部分非西方国家至今没有完成转进过程。像非洲和拉美、中东、西亚等。我们看中国一百年的变化,应该用比较长的视野来看。

 

儒家能提供秩序

 

萧三匝:总体上看,儒家思想崇尚复古。中国人老是感叹人心不古,儒家总是高扬“三代之治”,但这缺少文献证明,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没有出现新的“三代之治”。那么我们要问,儒家的复古理想是否具备现实可操作性?

 

秋风:思考政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向前,一种是向后;一种是理性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一种是激进主义;一种是保守主义。儒家就是后者,坚持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立场。儒家所谓“三代之治”,其实描述的是一个理想。它在历史上肯定有过,缺乏文献可考是另一回事,本来那时候也没有文字。三代之治被认为是一个可实现的理想。理想和可实现的理想是不同的。曾经的美好时代在如今更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强调三代之治是一个比较审慎的变革的理念。回到三代之治一定是批判现实的,但改变是非常审慎的。儒家并不是以全盘摧毁现有的一切制度为变革的前提,它会找一些古代已实践过的制度作为变革的方案。孔子讲,要用“夏之时,殷之路,周之冕。”那些好的制度已被实践,只是现在我们需要将好的制度重新组合。

 

萧三匝:儒家和自由主义相近的地方是,他适合在比较稳定的社会里推行,在大的变革时代比较无力。汉儒也曾经讲过,儒家是适合稳定发展,不太适合进取的。所以建立一个朝代、开创一个时代的人基本上都不是儒家人物。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巨变的时代,那么儒家能起什么作用呢?

 

秋风:你说得非常对。儒家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合理健全的秩序。当历史走到一个非常时刻,儒家当然发挥不了作用。可是我要说的一点是,当暴力主导历史进程时,一切理念都发挥不了作用,此时发挥作用的是人的本能。一旦革命兴起,法律就会沉默。人类的历史在某些因素凑在一起后一定会进入到非常阶段,这是由人的缺陷造成的。人制造的所有的制度最后都会腐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本能时刻过去后,秩序如何建立,这时儒家就会发生作用。所以我们就看到历史上所有大乱之后,国家的主体构建都是由儒家来完成的。我们现在也同样如此。中国社会已经历百年巨变,原有的制度被摧毁,新的可持续的健全的制度还没有建立,我们就生活在制度的空档期。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任务是如何构建起一个健全的制度体系。这个问题已经纠缠中国几十年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健全的制度?我认为是因为儒家始终没有出场。其他主流的现代意识形态都轮流登场,但它们都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制造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用我的朋友许章润的话说:“也许我们到了现代制度构建的收官期了。”那这个收官的主体是谁?按照我的理解,恐怕是儒家式的现代社会精英才能完成这份工作,这是由秩序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萧三匝:儒家的哪些理念能够疗治现代社会的乱象?

 

秋风:核心在于建立秩序。普通人能感受到的大量不安、焦虑、不满主要来自于秩序的缺失。从心灵的秩序到社会、政治、法律的秩序,乃至神和人之间的秩序。建立这样的秩序必须立基儒家,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找到自己的道。过去,中国人从一条小道转到另一条小道,疲倦不堪,而儒家是守护大道的根本。如果回到大道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来源: 辣笔萧三匝  作者:秋风 萧三匝  责任编辑:知涵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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